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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国》urba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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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期编按《文明、国家与个人的治与济》  

2009-08-28 17:35:56|  分类: 内容选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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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危机
文明、国家与个人的治与济

文/匡晓明+姜珺

1961年,当人类第一名宇航员加加林从太空中看到地球时,发现了我们所赖以生存的星球在命名上的认识性错误:它三分之二以上的表面被水覆盖的事实,使它更应被称为“水星”或“水球”而不是“地球”。尽管土地在东西方神话中被不约而同地视为文明之母,但水却更有力地解释了生命起源和文明演进的深层源泉:通过太阳能的作用,水在固、液、气等形态之间的转化,在土地和海洋之间造就了水资源的宏观循环和最大分布,从而也形成了被中国人称为“水土”的自然环境和“风水”的自然哲学;而在“五行”之中,土更多作为水的一个控制因素,微观上土壤以保持水分而滋养万物(土生木),宏观上则以围堰填海而经邦济世(土克水);土的固体性质使之成为积累财富、界定权属、建设文明的载体,水则以其流体性质,输入营养、排泄污垢,对固态的物质世界起到活化和更新作用,从而使这个蔚蓝色的星球演化出有机的生命和壮丽的文明,并因此区别于我们所知的其它天体。

尽管地球有着巨大的水量,然而人类可以直接利用的淡水却微乎其微。这部分淡水大都通过阳光在海洋上形成的巨大蒸馏作用、以降雨的方式重新分配到陆地上,并以冰山、河流、湖泊、湿地等水体储藏起来。降雨量的自然分布决定了不同地域的物种生态,也决定了人类活动的基本生产方式。中国的农耕文明,正是在东南部的海洋、北部的戈壁草原和西部的高原冰山等极端环境的圈围之下逐渐形成;而北方的游牧文明,则因降水量的限制,不得不选择“逐水草而生”。长城作为一道人为的物理边界,不仅在地理上区分了两种水土条件,也在经济上隔开了农耕与游牧这两种生产方式,从而在政治上造就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体和文明形态。在长城以南以黄河、长江为中心的“两河流域”,周期性泛滥不仅以“灾后重建”的方式产生了富饶的耕地,也在农民治水的有序化进程中产生了中国最早的集权政治;而在长城以北,贫瘠的水资源形成了一种脆弱的生态和仅供暂居的环境,和农耕文明通过定居方式积累财富和孕育文化不同,居无定所的游牧对文明的承载力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瓶颈,因而最终不是停滞或衰落,就是以穷兵黩武的方式向农耕地区发起冲击。贯穿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的华夷之争,事实上正是由不同的水资源分布决定的两种不同的文明模式之间的冲突。

农耕与游牧之间在水资源上的这种不均衡分布,同样也存在于长城以南。水土资源更为优越的南方是农耕文明的经济中心,但出于行政便利或国防需要,中国的集权政治往往将其政治重心选择设在远离经济重心的北方,这使得历代帝王不惜动用举国之力大兴水事,以保障南方对北方的物资供给。这一“南粮北运”的格局从隋唐、宋元的大运河一直发展到明清的漕运,以弥补北方因缺水在生产力上的不足。如今,尽管现代海运的发展已成为北方在物资供给上的可靠保障,但以北京为集权国家首都的城市化规模,以及气候变化、环境恶化对整个北方水资源的负面作用,使得“南水北调”重新成为国家战略,但主要目标不再是运粮,而是试图以人工再分配水资源的方式,协调其北方的城市化与其生态基础之间的矛盾。从都江堰到红旗渠,以筑坝修渠等方式弥补自然降水的不足、以“人工生态”平衡水资源分布,曾经是灌溉农业和前现代城市得以自给自足的主要手段,如今,大规模的工业化和高度集约的城市化不仅提出了远高于灌溉的要求,其人口压力、污染程度和难以捉摸的环境风险,更加剧了这种人工项目在统筹和管理上的复杂度,这也是为何中国作为全球人口最多、城市化规模最大的经济体,能够产生南水北调、三峡工程等“伤筋动骨”的巨型工程、或“大西线调水”这样的超级方案的根本原因。

从历史上看,国家的战略重心越倚重于缺水地区,国家对地区间的水利工程规模要求也就越高,“城市大跃进”势必以“水利大跃进”作基础,同时其管理维护系统也就越为冗繁。“治水”在此成为了“政治”。大规模的治水既兴师动众又劳民伤财,而它们作为国家把握核心资源、巩固中央政权的垄断性工程,更易于滋生积弊重生的利益集团和深不可测的财政黑洞,如何顶住环境上治污清淤和政治上反腐倡廉的双重压力,如愿地实现“造福于民,利在千秋”的愿景,则需要几代人的斟酌论证和健全的立项审批机制。早在传说中的大禹时代,中国人就领悟到治水之道在于疏堵结合。对于集权国家的全能型政府,“治国”如同“治水”,在集功过褒贬于一身的同时,需要有效地将累积的政治风险加以疏导和转化,才能转“危”为“机”。渐进式地优化水利制度设计,兼顾环境、经济和民生,在政治公平和经济效率之间找到平衡点,这在水利工程不断登峰造极、深刻关系国计民生大局的今天,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其它资源不同,水的特殊性在于它对于国家的宏观经济和个体的微观生活都同样举足轻重。一个习惯了自来水的普通人,只有在一场水荒导致的社会恐慌之中,才能从那看似垂手可得的日常性背后,瞥见长江、黄河的重要性,以至青藏高原作为众多跨国河流溯源地对于国家的战略价值。对于水源的争夺贯穿了人类的战争史。缓解人口膨胀和水资源紧缺之间的矛盾,过去曾诉诸于战乱与灾害的周期性自我调整;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权得以确立,而如何在人口继续膨胀、经济继续发展的同时找到足够的、可支付的用水,却至今没有确切的答案。如今人类淡水消费量已占全世界可用淡水量的54%,可以想见,这一进程极有可能因为城市化和消费主义愈发变本加厉地消耗地球资源,以及城市供水设施不堪负荷而达到临界点,届时问题将不仅是缺水那么简单,而将以农业歉收、水质污染、水价飙升等灾难性方式,造成粮食供应、食品安全、公共卫生、金融体系、国内政局和国际秩序等环节的连锁动荡。人类文明必须在因饥渴而衰落之前找到对于水危机的应对之道。

和能源、矿产等其它资源的利用一样,应对水危机的要旨既在开源,也在节流。以三峡水库为代表的众多水利项目的原理,在于将海水与阳光的“蒸馏”过程中通过云雨形成的陆地淡水,截流于入海之前。这种“开源”本质上只是最大化地利用了在这一自然循环中产生的淡水,而这一资源还不到地球总水量的0.26%。考虑到海水占地球总水量的97%以上,直接以人工方式淡化海水将是大势所趋。如果说以海水淡化为主体的“开源”只是一个成本问题,“节流”则更多涉及国家用水政策和个人节水意识。当前,在国家用水政策更多向大型水利项目倾斜的同时,却由于既有水利系统过于粗放、基础设施疏于维护所造成的浪费,多少令国家在“开源”上的努力付之东流;而低廉的水价和匮乏的节水知识普及教育,也使得来之不易的生活用水在不良的个人习惯中被浪费。有效的“节流”不会降低个人的生活品质,却会极大地缓解“开源”的压力。

然而,更为内在的用水意识,来自于对于水的理解和敬畏。水随物赋形、至柔至刚的辩证性质使之成为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写照。汉字中以“三点水”为部首建构的涵义体系,早已无处不在地渗透到我们的文化潜意识之中:从控制之“(政)治”、疏导之“(经)济”到平衡之“法(律)”,从历史之“演(变)”、地缘之“派(系)”到文化之“溶(合)”……从《辞海》中,我们几乎可以梳理出一个与水有关、而又“海纳百川”的百科全书;这些文化代码如行云流水一般穿淌于万事万物之中,源源不断地将“上善若水”的文明理念和“生命本源”的涵义传递到我们身边,同时也随时映照着我们在它面前的渺小与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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