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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国》urba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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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3期:以文化之名:古城保护和更新的文化逻辑  

2010-11-22 20:31:18|  分类: 内容选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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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之名:古城保护和更新的文化逻辑

文/张宜轩[城道研究中心]

过去的十几年间,在扬州市各部门和全社会的协同努力下,扬州古城的历史风貌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保护。在此基础上,考虑如何进一步挖掘古城历史文化资源的内在价值,怎样籍扬州的文化之名再造“名城”将成为扬州未来发展的重要课题。着眼我国现阶段的保护制度,尽管对物质空间的保护在时空上不断延展,但在相关的政策文件和条例规范中,并没有涵盖对地方历史和文化的充分观照和解释。本文拟将扬州的古城保护和更新纳入到一个统合的文化视角中(作为景观的文化、作为消费的文化和作为生产的文化),对扬州的现状资源和发展模式进行分析。

再造“历史文化名城”:谁的历史?谁的文化?

作为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扬州拥有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循着历史的轨迹,前有隋唐风物做铺垫,文人雅士营营聚首于此;后有明清富庶做基石,盐商巨贾纷纷而来下。由此,扬州的地方文化便在名园、名士、名城、名水的意向中脱胎发迹。然而,正像安东黎在《说扬州》中所指出的,如果跳出扬州辉煌富庶的历史,撇开外来财富的聚集和由此衍生的盐商文化,她的另一面历史和文化,她的乡土特质,则被悄然隐匿在市井底层民众的艰难生活和周边市县的相对贫困之中。从古到今,城市阶层分化和社会空间分异都不能在城市发展中被忽略。因此,在考虑如何更好的培育城市文化和发展城市经济前,我们首先要问一问这是“谁的城市”,“谁的历史”,我们要保存和发展“谁的文化”。

当城市在权利的布控和规划引导下向四方圈地,在区域竞争中寻求突围时,被忽略的人的主体必须在城市发展蓝图上被勾勒出来。当我们利用古城资源积极开发旅游景区的同时,是否还应该考虑被商业占据的景区化邻里对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有怎样的 影响。当古城的日常生活被消费文化持续入侵时,是否应该担心地方文化在麦当劳化的空间生产中日益褪色。当我们满眼充斥着地产标语和官方城市介绍对扬州文化阐释的同时,是否也应该了解古城居民对古城的文化观感,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又是如何对地方文化塑造贡献力量的。

在这些担忧和疑问里,亟待探讨的是,在古城保护和更新中,我们如何跳出自上而下的物质空间改造和贫乏的官方文化叙事,构建一个多维的文化视角,让历史文化名城成为不同文化纵横交织的空间,成为各个阶层利益沟通的场所,成为各种幸福感和解释力都能生根发芽的地方,避免让其沦为权利和金钱角逐的舞台。地方政府也应该从政策制定和城市管理的角度出发,在单纯的文化软硬件建设和城市风貌维护基础上更进一步,逐渐开启市民参与和多元文化治理的窗口。


博览之城:作为景观的文化

[历史建成环境:一种视觉景观]

以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文化名城三个层次为基本构架的古城保护制度可以简单概括为对古城里“历史建成环境”的保护。这里,建成环境与自然环境在含义上互为补集,它同时强调了空间塑造和使用的人工性。借用“景观”这一概念理解人与历史建成环境的互动关系,就可以理解,及以视觉感官为基础的互为建构的关系

从根本上讲,对古城历史环境的保护也是对视觉景观的一种保留。景观本身是一套完整的视觉符号系统,它包含两层含义:首先是针对景物本身的视觉观感;第二是通过视觉媒体呈现对景物的记录。因此,如果将历史建成环境作为一种视觉景观来理解,也包含了两层涵义:对于古城,它的历史和文化不仅以建筑、园林以及街巷体系的形式在城市空间里构成可供观看的对象,也在绘画作品、文学作品、地图、照片等媒介中形成可供观看的材料。通过对这两个层次上景观的理解,保护历史建成环境的价值也浮现出来。

首先,从个体心理层面上讲,历史环境所蕴含的稳定性和与之俱来的视觉体验是构筑地方认同和社区团结的重要力量。其次,在历史文化名城的定义中,强调保护“有重大历史价值或革命纪念意义的城市”,其意义就在于,城市不同时期的历史断面和附着其上的政治语境借助视觉景观载体,提供政权合法性的支持以及历史教育的材料。第三,历史遗迹的保护有助于提升城市形象,从而对地方的旅游事业和招商引资起到推动作用。因此,系统的呈现古城的景观要素,将两个层次的景观含义都囊括到对古城的历史文化挖掘中去,是对古城的文化和人文要素的具体显现,也是对古城保护价值的提升。

[文化博览城计划]

由扬州市政府牵头,从2006年开始推进的扬州市文化博览城建设计划,是扬州市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与历史文化名城解读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一起推动对扬州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建设内容主要包括纪念馆、遗址公园、名人故居、产业博物馆四大类型,通过在2020年前在城市中新建或改建提升合计109处文化博览场所,以此巩固和弘扬扬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厚底蕴。

文化博览城计划可被视古城历史环境保护工作的集中体现。109处以博览为主要功能的场所,既是对城市中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空间采取保护的节点,同时也是相关文化传媒的展示空间。这些节点在物质空间中构成一个视觉景观体系,从而将传统历史文化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景观记录和传播,形成城市的文化品牌。 

另一方面,文化景观的特殊性也为文化博览城的建设提出了挑战。历史文化景观不仅是存在于历史中供人观赏的陈列品,而且必须适应现代社会而衍生出新的价值,这是一个长期而动态的过程;同时,文化景观在经营上也面临着产业与经济的需求。因而,针对不同的文化博览项目类型,在保护传承历史文化传统的同时,挖掘历史资源的现代化运用方式,激发历史文化与传统工艺的活力,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各界力量的加入,就成为文化博览城建设计划实施成功的关键。另一个挑战则在于109个场所建设完成之后,历史文化景观同样需要持续的运营、维护和更新;只有创造出这样的模式,才能保证文化博览城的永续生机。

经营之城:作为消费的文化

[古城更新与商业开发]

在快速城市化的当下,更新和保护这对矛盾体始终缠绕在城市发展的逻辑之中。在现实技术层面上,缓解这对矛盾的途径之一在于设立一个多层次的缓冲区,即对历史地段和建筑实行分级保护制度,并制定相关的法律或规章约束空间的再利用。不同的城市在实践中都会形成自己独有的分级保护制度;扬州采用了粗略的两级保护制度:第一级是《文物法》中规定的文物保护单位以及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划定的历史文化街区,第二级是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和一般历史地段。通常对前者进行严格的保护和修缮(侧重保护),在沿街立面的“一层皮”设置商业活动,由政府统一经营管理。对于二级区域则采取在继承历史传统风貌的基础上(侧重更新),由政府牵头,引入商业力量进行成片改造开发。事实上,不管是严格保护还是改造继承的街区,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功能上的更新和置换。;

[可更新地段的成片商业开发]

近年来,对可更新历史地段的成片商业开发成为各大城市进行更新改造所采用的新模式。比较典型的案例有上海的新天地和南京民国1912街区。上海新天地依托于上海独一无二的殖民文化和全球金融节点地位,成功的利用石库门老建筑群的空间意向,营造了一种对旧上海繁荣大都会的怀旧情绪,得到高端消费人群,特别是外籍人士的青睐。南京1912街区是对民国文化的借用和移位。但除了在地理空间上靠近总统府,外壳包裹着青砖黛瓦外,它的经营内容几乎和其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毫无瓜葛,是一个典型的高消费时尚娱乐街区。其消费人群主要是城市高收入白领和时尚青年。

在经营理念上,承接新天地开发任务的瑞安集团并非单纯依靠新天地地块本身的商业租金取得收益,而是放眼于整个太平桥地区的综合发展;在新天地一炮打响后,又进行高档居住区、综合购物区等多功能混合开发。通过此举平衡各个地块之间的资本盈亏,又可以借助新天地的先期名气吸引后继的消费者和进驻商铺。 南京东方三采集团在获得南京1912的十年经营权后,依靠成功的招商定位和经营策略,进行品牌的空间拓展,将1912 的模式复制到苏州、无锡、扬州等地。此时,民国1912的符号意义已经脱离了原有的语境和地缘联系,成为纯粹的品牌噱头。

虽然新天地和南京1912在商业运作和经营理念上各有不同,但其共通卖点在于人们置身于历史街区中所产生的丰富历史记忆和文化想象。商业化改造的实施者苦心挖掘历史街区的文化符号和文化意义,不仅是为了将这里的产品和服务附上一层文化的意味而产生更高的经济收益,也在有意无意间构建了一种建立在消费主义基础上的新身份认同和社会交往模式。由此引起临近地区的地价上涨,社区品质提高,从而创造更多的后继收益。

扬州从本世纪初开始,就将老城中心的教场地区作城市更新的试点区域。教场自古以来是扬州平民阶层的娱乐休闲场所,具有城市广场的功能。解放后,教场原有的功能日渐衰败,建筑和街道的老化严重。作为中小历史城市的扬州,教场的改造是一次空间功能的置换,也是对老城土地利用价值提升。经过多轮方案征集和多方讨论,地方政府最终将教场交由上海证大房地产集团和扬州城建控股公司联合开发,拟将教场打造成一个反映“扬州精致生活”的集休闲、娱乐、餐饮于一体的综合业态空间。教场的原住民将被全部迁到老城周边的土地,它的平民特质和紧凑的生活空间将从此消失,未来在这里上演的将是一场别样的“精致”盛宴。值得担心的是,后继其他历史地段的改造是否也倚重于成片的商业开发,而不是考虑如何寻找时尚消费和地方认同的中间地带,在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上获得更大的斡旋空间。

[保护区域的临街商业开发]

对于规划保护的历史文化街区,国内比较典型的开发案例有扬州的双东街区,苏州的山塘街,杭州的清河坊等等。这些街道本是传统建筑群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未经改造前承载着当地居民日常生活交往和商业活动的功能;其服务半径小,功能丰富多样,是城市中最富有活力和亲和力的空间之一。但在对沿街的一层建筑进行改造和商业利用后,所在社区的原有居住形态和人口构成都发生了改变。居住在街区中的大部分还是原来的居民;进驻沿街店面的经营者大多是外来居民;而经媒体和政府宣传,被吸引来此消费购物的人通常是外地游客。于是,商业经营空间、旅游目的地、原住居民区三者之间不可避免在时空上形成了互动和干扰。

一方面,大量涌入的游客打破了原有的社会肌理和交往空间,他们的活动时间和活动路线与当地居民迥异,而相应的旅游设施设置则破坏了原生景观;另一方面,在这种保护模式下所催生的所谓“民俗工艺一条街”、“旅游纪念品一条街”、“传统食文化一条街”等在定位上多为针对外地游客。这样的模式不仅极易产生经营类型同质化倾向,原先街区多种多样的商业娱乐功能也被单一的经营用途强制置换,而本是属于当地居民的公共活动空间也被纷繁的游客人群和冷漠的商业关系所吞噬。

在扬州古城保护的规划蓝图中,还有“仁丰里”、“湾子街”等一批尚待保护和开发的历史街区。参前车之鉴,对今后历史街区保护性开发可以提出的建议有两点:首先,应考虑采取“前店后住”式的开发,使得原住居民可以在经济上得益于小型商业活动(如果他们能够有条件进入经营模式的话),又可以保留住原有公共空间的活力;其次,对于游客流应该进行空间上的规划和疏导,鼓励开展体验性旅游和参与性旅游,尽量避免游客的消费性活动和居民的生活性活动之间发生冲突。

创意之城: 作为生产的文化

[文化生产力]

城市学者莎朗.祖京在《城市文化》中提出一种假设,即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关系倒置,“将文化视作生产基本商品的一种方式”,而不是物质生产的附属品。文化作为一种生产力越来越多为城市管理者所认识, 其“非生产”价值,即符号的象征意义恰恰是时下推动城市空间塑造和物质生产的重要力量,推动 “文化经济”(Cultural Economy)的迅速成长。一方面,它意指以艺术创造力和创意观念为载体,在空间上组织上采取创意人才聚集区的形式,将画家、平面设计师、广告业和职业媒体人,信息和软件工程师等聚集在一起。另一方面,城市文化设施的建设和文化机构的设置不仅推动非物质文化的推广,,也带动其他城市经济部类的增长,特别在当下,城市经济的发展逐渐依赖于商业金融部门和跨国企业的中高端研发部门。

[文化经济的地理学]

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我国的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创意产业”以及更广义的“文化经济”的概念已经深入各个层面的官方和民间话语,其在空间上的实践业已铺陈开来。文化经济的兴起和城市经济发展阶段有直接关系。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已经开始经历工业衰退,整体进入“后工业化”的社会发展阶段。很多城市为了谋求发展,将资本灌入文化经济和生产性服务业中,一方面为刺激地方经济活力,解决地方就业;另一方面则希望在新国际劳动大分工中重新定位,在金融市场、旅游市场和文化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区域性政策的倾斜,我国东部沿海的一些城市以及中西部少数大城市也逐渐显示出后工业化的特征,在传统工业部门中不断向产业链的上游靠近,城市商业、金融功能聚集日臻成熟,值得一提的是,发展文化经济的意识和实践也初见端倪。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杭州、长沙等城市相继提出打造“创意之都”的目标。在城市空间上也涌现出一批有影响力的艺术家聚集区和创意产业园区,如北京的798艺术区、宋庄艺术家聚集区,上海的田子坊、M50,以及规划中的80多个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一些中小城市的地方政府也开始大打文化牌,通常将“打造文化创意产业”和“退二进三”、“产业升级”等口号捆绑在一起纳入发展战略或列入规划。而在操作层面,创意产业渐渐成为变相的房地产经营和招商立项的噱头。因此,在政府政策和发展策略层面上引导文化经济的良性发展,在实施层面上,针对不同的城市规模和城市特质采用不同的经营和发展模式,才有望获得更广泛的收益和培育出更有“文化味”的文化经济。

[扬州发展文化经济的可能性]

扬州是一座中小规模的城市,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在区域经济贸易中的作用也未能与本省的南京和苏锡常等城市比肩。它唯一突出的优势就在于相对丰裕的文化资源和保存完整的古城。在这种情况下扬州发展文化经济有怎样的可能性呢?一种可能性就是针对专业化市场细分(niche market)开拓以传统手工业和民间技艺为特色的创意设计空间,如对扬州特有的漆器、玉雕、雕版印刷、盆景技艺、茶点制作等的生产工艺和市场营销手段进行提升;第二种可能性是借助民间的力量在扬州古城区的老街巷和改造街区发展“艺术家集聚区”,自下而上的吸收文化创意人才,形成一种符合扬州文化特质的创意氛围,和大城市的创意园区形成错位关系;第三个可能性就是在文化博览城的构架之上,完善城市文化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的建设,提高城市第三产业,特别是旅游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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